“痴人”姚淑龙:十年复原毗卢寺壁画
来源:未知    发布时间:2017-12-13   次浏览   大小:  16px  14px  12px
春寒料峭,石家庄西北部一个老旧艺术市场二楼的画室里,画家姚淑龙卷着袖管给一幅画上色。在这个市场,姚淑龙是个“怪人”,他的画室没有浮夸奢华的装饰,只在门楣上挂着一幅“依旧画坊”的篆书匾额。 多数时候,他将画室的卷闸门往下一拉,躲进小楼成一统,

春寒料峭,石家庄西北部一个老旧艺术市场二楼的画室里,画家姚淑龙卷着袖管给一幅画上色。在这个市场,姚淑龙是个“怪人”,他的画室没有浮夸奢华的装饰,只在门楣上挂着一幅“依旧画坊”的篆书匾额。

多数时候,他将画室的卷闸门往下一拉,躲进小楼成一统,享受只有他和画“相看两不厌”的时光。因为长期伏案,缺少运动的姚淑龙有些虚胖。他画的不是一般的山水花木、虫鱼鸟兽,而是石家庄毗卢寺的壁画。

毗卢寺壁画是与敦煌莫高窟、北京法海寺和山西永乐宫壁画齐名的“四大古壁画”之一。寺内保存着130多平方米的壁画,神仙、罗汉、帝王、商贩……壁画上的508位人物色彩鲜艳、栩栩如生。从上古传说女娲造人,到民间故事狸猫换太子,再到佛传故事、经变故事,每个人物都有来历,每幅画都有传说。但因年久失修,尘埃覆盖,多有残损,已不复当年光采。加上寺院大殿内光线暗淡,三层的壁画通高近三米,参观者难以完整看清壁画细节。

姚淑龙如受神召,凭一己之力,坚持了十年,从42岁一直画到两鬓繁霜的52岁,终于在2016年10月将毗卢寺壁画完整地临摹了下来。让他感到欣慰的是,复原后的壁画得到国家文物局和毗卢寺博物院的认可,并受邀赴台湾地区参加在佛光山佛陀纪念馆举行的“以法相会??宝宁寺、毗卢寺明、清水陆画展”,得到星云法师等人的称赞。

如今,姚淑龙的心愿是让更多的人走近毗卢寺壁画,继而走进古人把雄奇的神话与逼真的现实编织起来的精神世界。他也开始着手整理壁画中人物背后的故事,他说,虽然这些水陆壁画的产生与宗教紧密相关,但其中的文化价值不可忽视,应当有人来做这件事,把它传承下去。

偶得毗卢“粉本稿”

始建于唐朝天宝年间的石家庄毗卢寺,在千余年的历史上屡经兴废,但始终梵音不绝,成为一方百姓的灵魂寄托。近代以来,兵燹四起,寺内僧人远遁,曾经香火缭绕的大寺逐渐湮没无闻。

1948年3月,石家庄市获鹿县(今鹿泉区)的土改工作进入尾声,文艺理论家王朝闻与友人洪波到毗卢寺内参观时,发现寺庙虽成了附近村民堆放麦秸柴垛之所,但寺内墙壁上保留的大量精美壁画,却让仅存两个大殿的庙宇显得卓尔不凡。王朝闻随即联合当时在石家庄的华北大学美术系师生,向当地政府提出保护毗卢寺的建议。在获鹿县工作的丁玲、艾青等文化界名人对毗卢寺壁画也不吝赞词。这个原本声名渐消的古寺,从此凭满堂熠熠生辉的壁画在新大放异彩。

石家庄人姚淑龙,儿时常到毗卢寺内游玩,对寺内大殿墙壁上花花绿绿的壁画充满好奇。

曾在中央美院学习绘画的父亲第一次带他走进毗卢寺,父亲那句“这是老祖宗留下的最好的画”在他心里留下深刻印记。那时,姚淑龙看着满墙壁画,有的人物面部狰狞可怖,有的又像普通人一样和蔼可亲;有的画的是不知来历的神鬼,有的是高高在上的皇帝,这么多人物,何以如此摆布?这些画,又是什么人画上去的呢?他满腹狐疑。对年幼的姚淑龙来说,描绘天、地、人三界的水陆画意蕴杳渺,他并不能理解其中奥义,觉得壁画只不过是寺庙里一种漂亮而神秘的装饰。

“后来,我又一次次到毗卢寺游玩,在寺庙幽暗的大殿里,仔细观摩壁画里的人物。那些峨冠博带的人物,衣袂好似有风吹起。尽管因为年代久远,壁画蒙着厚厚的尘埃,遮蔽了原画的神采,甚至有的地方因为遭受风雨侵蚀,画迹了无痕,但是透过残损的壁画,用心去感知,仍能体会到其画得用心,人物摆布也是精心设计。”姚淑龙逐渐对毗卢寺壁画上了心,多年来为生活奔波之余,他热心搜罗关于毗卢寺壁画的一切出版物。直到上世纪90年代,他偶然得到一部毗卢寺壁画“粉本稿”,他感到一股从未有过的冲动在体内奔腾。

“古人做壁画,其实先有粉本稿。”姚淑龙说,清代人方薰的《山静居画稿》中介绍,“画稿谓粉本者,古人于墨稿上加描粉笔,用时扑入兼素,依粉痕落墨,故名之也。”也就是说,粉本是画工绘画时的参照,一部粉本稿,可能是几代画工班子谋生的传家宝。但是,毗卢寺的粉本早已失传,“我得到的粉本,是后人照着毗卢寺临摹而成的。”

过去,寺观壁画可供游人参观,但并不能任人随意临摹。历史上虽偶有名家前来观瞻临摹,但顶多得其一二,第一次被大规模临摹还是在上世纪70年代末。当年,河北省工艺美术研究所组织富有经验的老画工在大殿内现场临摹,画工们先将壁画线条勾画在玻璃纸上,形成白描稿,又将白描稿从玻璃纸导到白布上,在白布上着国画色。这一次临摹出37组画,只占整殿壁画约1/3。临摹下来的壁画被带到日本展览,得到当地高度称赞,最后,这37组临摹本被日本收藏,没有带回河北。

姚淑龙得到的粉本稿,一部分是内地工笔画家张素玉的摹本。张素玉是知名工笔画家张文瑞之女,在河北素有画名。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毗卢寺壁画的保护状况日益堪忧,当地为了抢救壁画,邀请了张素玉等人原样临摹。张素玉回忆,为了临摹壁画,她每天骑自行车1小时40分钟赶到毗卢寺,每天画到天光昏暗才回家,一连画了3年,才将毗卢殿大部分壁画誊写完毕。

“张素玉本人就是一位很有成就的工笔画家,她的临摹稿虽然只提供了壁画线条,但勾勒出了毗卢寺壁画的神采,效果令人震撼。”看到粉本稿那一刻,姚淑龙冥冥之中觉得,自己也要在张素玉版本的基础上,再做点什么。“毗卢寺壁画经过几代画家、学人的接力传播,壁画艺术广为人知,如果我能为毗卢寺壁画艺术贡献一份心力,也是与有荣焉。”

时光一晃而逝,在42岁这年,姚淑龙把手头的生意停了,准备全身心地投入复原壁画的工作中去。对家人和朋友开始的阻拦和不解,姚淑龙并未多作解释,他说,画壁画不为名利,就想圆儿时的梦。“那时,人们都在想着投资置业,但我对那些已经没什么兴趣,人生总得有点不一样。”姚淑龙说,好在自己出于一片童心,不受名利的羁绊,否则在未来十年苦行僧般的日子里,他很难有定力坚持下去。

闭关修行画壁画

毗卢寺壁画是水陆画的典型代表,水陆画是唐宋以来佛家做水陆道场为人超度时使用的画作,与画作内容相对应的还有仪文,两者蕴含着古代佛教世界的精神密码。508个人物中有佛家的明王菩萨、力士金刚,也有道家的玉皇大帝、妙道真君,还有儒家的儒流贤士、忠臣烈士,每个人物都有不同的特点,观者有“风云将迫人,鬼神如脱壁”之感。要将这么多人物画下来,谈何容易?

虽然出身绘画之家,父亲和哥哥都是画画的,但姚淑龙对画画也只有耳濡目染,并未真正画过多少画,基本功欠缺,要操作如此细密和复杂的工笔画,在内行人看来不免有班门弄斧之嫌,但姚淑龙偏不信这个邪。

“我放弃了所有世俗的交往,没有家庭和事业的牵绊,也不为五斗米折腰,一心扑在画画上,我觉得这些努力可以弥补先天的不足。”每天8点钟不到,姚淑龙拎着一个小塑料袋来到高东街上的画室。为了避免外人打扰,他经常把卷闸门拉下来,让外人以为画室没人。中午,他从塑料袋里拿出挂面、西红柿和鸡蛋,在电磁炉上煮碗面当午饭,吃完接着画,天天如此,哪怕春节期间也极少耽搁。“板凳要坐十年冷,我从开始就做好了耐住寂寞、忘却身边浮华的心理准备。”

十代名医与蚕官五鬼画像。(姚淑龙复原画)

头戴凤冠的天妃圣母像。(姚淑龙复原画)

五方五帝神众。(姚淑龙复原画)

他先从较简单的宗教画练习线条勾勒,再慢慢加大线条复杂程度。“对线的灵活运用是传统人物画的精髓。毗卢寺附近流传着壁画是吴道子所绘的传说,虽然并不真实,但是可以看出唐朝吴道子对后世人物画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毗卢寺壁画人物也有明显的‘吴带当风’的特点。”

做好了绘画基本功的准备后,如何临摹壁画,又是一道考验。画在墙上的壁画,要转换到纸上,首先要解决用哪种纸的问题。前人曾用宣纸、麻纸或者白布,但都不是理想的材料。经过反复测试,姚淑龙选定了一种产自安徽的手工皮纸。这种皮纸由生芦苇制作,纤维长,韧性强,很接近墙壁的效果。

寺观或洞窟壁画由于年代久远,遭到虫蚀、雨淋而损毁的情况多有存在。如何处理这些损毁壁画,业界做法不同。一类是“复原派”,以张大千为代表,这一派在尊重原作的基础上,将壁画缺损的部分按照自己的理解、同时参照同类型画作加以补充,使原作完整;一类是画旧如旧派,严格按照壁画现状临摹,缺损则缺损,不加补充和修饰,张素玉的粉本稿就是严格按照壁画现状复原。姚淑龙思量再三,他认为,结合毗卢寺壁画的实际情况,应该并且完全可以做到复原。

史料记载,清朝道光年间,毗卢殿漏雨,大殿门口两侧壁画受潮缺损。后来,毗卢殿东壁东南角壁画“清源妙道真君”部分还曾被窃贼破坏。整堂壁画原有131组画作,其中9组画有不同程度残缺,还有一些人物大体完整但细节缺失。姚淑龙发愿要将这缺损的9组画作全部复原。

他翻阅大量资料,了解到水陆画原作者究竟是谁,学界结论不一,但可以肯定画成众手,在流传过程中不断有人修饰,加入新的题材,逐渐形成较为固定的模式。学者统计,水陆画分成150多组,每一组构成一个榜题(亦称题榜),各个寺院根据不同需求从中自主选取。这150多组人物画,分成天、地、人三种层次,涵盖儒、释、道三界的主要人物和神。

姚淑龙还多次去国家图书馆查阅古籍,看毗卢寺的水陆画依据的是哪些版本。他查阅到郑振铎捐赠给国图的明代版画作品《水陆道场鬼神像册》。此书是郑振铎从北京法源寺梵澄和尚处购得,郑判断此书成书于明代成化年间,与毗卢寺壁画形成年代接近,两者画风也大体一致,可以认定明代寺观里绘制的人物造型已经基本定型。“这意味着,只要找到毗卢寺同时期的其他画作,与毗卢寺残存的画面比对,就可以将缺损部分复原如初。”

与敦煌莫高窟壁画相比,像毗卢寺这样的明代水陆壁画在宗教画研究中并非显学,学界研究并不多。但实际上,水陆壁画远承唐代宗教画风,近取宋元文人画优点,不论是在技法还是在表现内容上,都有新的发展,而且明代壁画保存现状较好,各地壁画可以互相参照,也是一块研究的沃土。

“毗卢寺缺损的壁画中,有一组表现的是人口买卖。但是画的具体内容是什么,我得到各地去寻找,哪里保存的壁画有这部分内容,我就‘拿来主义’,将其补充进来。”姚淑龙说,山西省的明代水陆画保存较多,他每年至少要去山西两次,后来发现,保存在山西省博物院的宝宁寺卷轴中,有一些毗卢寺缺损部分的画作,他从中得到不少启发。

在复原壁画上,姚淑龙还得到国家文物局专家戴晓云的指点。“毗卢寺缺失的榜题,究竟有哪些,戴晓云为我出力不少。”他说,壁画复原过程中,得到很多专家学者的无私帮助。

面壁十年终成器

“毗卢寺的壁画工笔非常细致,画中每个人物都不含糊,哪怕是边缘地区的小人物的手背上的毫毛,都勾画得一丝不苟。要将画的线条整体勾一遍,要用整整一年时间。为了把画画得完满无缺,没有哪怕一笔一点的缺憾,光勾线就用了四年。”姚淑龙指着一个“龙王”说,“你看他的头发和胡须,根根清晰,线条细若毫发,一笔画不好,整个人物就难以立起来。”

勾勒完线条,为人物填色又是一大考验。他先是尝试了前人普遍用的国画颜料,但是试验多次,怎么看都与原作貌合神离,缺乏原画那种颜色鲜明、对比强烈的感觉。河北博物院专家郝建文得知他的苦恼后,告诉他说,壁画用的都是矿物质颜料,现代颜料画不出古代的效果。姚淑龙拾掇行囊,北上京城到处访求矿物质颜料。

他找到中央美院的专家,得知这里的校办工厂金碧斋还在少量生产矿物质颜料。去了才知道,原来朱砂、石青、石绿、胡白、石黄之类的矿物质颜料都是以克来卖的。最贵的“佛头青”,6年前的价格是每克26元,比银还贵。几年下来,光颜料费用就花去20万元。

姚淑龙说,费用倒是其次,关键是调色。矿物质颜料要和胶混合,比例不好把握。“没有人教,因为全国也没有多少人用石绿、朱砂作画,只能靠自己不停摸索试验。大面积重彩的运用,颜色鲜艳夺目,整堂壁画富丽堂皇。如果线条是骨,那么颜色就是给画作添肉,让神鬼的形象也流露出凡人的悲悯气质。”

涂色之后,一个更繁复的工程出现了,这就是沥粉贴金。“人物服饰的边缘、身上的法器和铠甲,很多地方都应用了沥粉贴金。沥粉贴金就是用特殊工艺将金箔贴在画面上,使贴金部分高出画面,为画面增加浮雕感和立体感。”姚淑龙说,毗卢寺壁画至今有五六百年的历史,画面上依然保留着沥粉贴金的痕迹,壁画因之金光闪闪,更显庄重。

在是否真的用真金的问题上,姚淑龙再一次选择:彻底地回归传统工艺,绝不糊弄。金箔如何与画面共生,怎样才能立体感更好?这些东西,他从书本和网络上找不到答案,只能一遍遍亲手实验。“如果做不出来,就不离开画室。晚上,用三把椅子拼成小床,躺在上边冥思苦想,一有想法立马爬起来试验,总算把这道难关攻破了。”

2016年10月,当他把最后一片金箔贴上去的时候,他环顾房间,两米八高的画板已经放置了28块,自己陷入壁画的重重包围,“毗卢寺壁画终于可以走出毗卢寺。”

守住初心传教义

2015年11月,国家文物局和台湾佛光山佛陀纪念馆准备合作搞一个明清水陆画展,准备选送一些代表作品到台湾展出,他的作品被台湾方面选中。他的画作第一次走出石家庄,直接到了台湾。

姚淑龙介绍,壁画复原的工作,很多地方是由政府部门出面组织专业画家来做,“作为一个业余画家,我可能是完全凭借个人兴趣来做此事的少数几个人之一。”

因为当时画作并未全部完工,姚淑龙只带着少数几块画板参加了台湾的展出,得到台湾佛教界的称赞。姚淑龙的壁画复原工作完工后,目前,台湾方面正在组织在佛光山祖庭、无锡宜兴大觉寺将他的整堂复原作品全部展出。

这131组人物画,由五彩祥云分隔开,每部分都有视觉主题,人物排列都非常考究。经过几年的壁画创作和研究,他解决了很多艺术问题,也产生了越来越多的困惑。比如,同时期的壁画人物,在不同地区仍然不尽相同。如毗卢寺内有“天妃圣母像”,山西繁峙公主寺内也有大致同时期画成的圣母像。而毗卢寺的圣母像侍从是女性,而公主寺的圣母侍从却是男性,侍从持物也不一样,两幅画的服饰着色和手势等细节也存在不少差异。这些差异背后有哪些内涵,值得进一步研究。

姚淑龙说,古代没有美术馆,而卷轴画又不方便供大众参观,某种意义而言,寺观壁画在传播宗教知识的同时,也有传播美术和伦理教化的效果。鲁迅在《理惠拉壁画<贫人之夜>说明》(《集外集拾遗补编》)中有段话让他印象深刻:

“壁画最能尽的责任,因为这和保藏在公侯邸院内的壁画不同,是在公共建筑的壁上,属于大众的,从敦煌的壁画,阿旃陀的壁画,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壁画,墨西哥的壁画运动,美国的街道壁画都可以看出壁画的艺术史并不是一部技术不断进步的历史,而是一部观念变化的历史。”

他举例道,毗卢寺内有一组“往古孝子顺孙”,可以看作“二十四孝”的简明版。这组图从左到右画的依次是仲由、丁兰、王祥、孟宗、原彀、郭巨、老莱子、陶侃等八人,没有故事情节,只用简洁的画面表现每个人物的身份特征,如仲由背负米袋、王祥手托鲤鱼。除了这些教化功能的画作,毗卢寺壁画也保存着记录现实和苦难的作品,如“堕胎产亡”、“墙倒屋塌”、“拦路抢劫”等,这些画作给人人生无常之感。

而儒家和道家的人物和神大量进入佛教的图像系统,也让学术界费解。在姚淑龙看来,这是佛家本土化进程中吸收本地文化精髓,本质上还是为了推广佛教教义。“水陆道场是佛教徒为亡灵超度,画作中那些儒家和道家的人物和神,是佛家神超度的对象。”姚淑龙说,这些运笔繁复的水陆画,是艺术的精品,同时也是宣传佛教教义的重要形式。

寺内保留的石碑证明,毗卢寺在明代的一次重修耗时40年,曾是一座梵苑幽深的大寺,规模远胜现在。重修之后,正定府十几名画工整整画了三年才将两殿壁画绘制完成。“那些画工完全是用生命在作画,用心灵来传递佛教知识。”他话锋一转,“相比之下,我只是守住了寂寞、守住了初心而已。”

皇冠足球e182323信誉

相关的主题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