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月亮心水论坛 余世存: 我有心为历史人物“盖棺定论”
来源:未知    发布时间:2018-02-16   次浏览   大小:  16px  14px  12px
余世存是当代最富有思想冲击力的学者之一。他生于196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后来做过中学教师、报社编辑、政府官员,现在从事自由写作。 他曾避居云南大理,远离城市喧嚣纷扰,安心读书立说。后又回到北京,闹中取静,大隐于市。从《非常道》系列开始,

余世存是当代最富有思想冲击力的学者之一。他生于196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后来做过中学教师、报社编辑、政府官员,现在从事自由写作。

他曾避居云南大理,远离城市喧嚣纷扰,安心读书立说。后又回到北京,闹中取静,大隐于市。从《非常道》系列开始,他先后推出《男》《老子传》《大民小国》《家世》等作品,成为人文出版领域夺目的风景。

2016年,他将20余年来所著的100余位晚清民国人物传记,集结为“立人三部曲”出版。从风云跌宕的近代史中,抓取推动历史进程的时代人物,将他们非同寻常的一生呈现在读者面前。书中既有大家耳熟能详的“主流人物”,也有一些可能未曾得闻的边缘传奇。

三本书的主题对应着“身、心、世”三重人生结构。《盗火与革命》的主角是帝王将相和治世之人,也是近代大变革的直接参与者;《安身与立命》侧重于从经济、生存的角度写人物,乌克兰美女嫁中国人,其中既有被历史埋没的近代企业家,也有为生计忙碌的文化名人;《世道与人心》探索的是精神追求问题,儒、释、道、耶、回,各种人物不同的精神追求,也许能够让迷茫的、没有信仰的现代人找到前行的方向。

余世存:诗人、学者、自由作家。做过中学教师、报社编辑、政府官员。曾任《战略与管理》执行主编,《科学时报》助理总编辑。著有《黄昏的缤纷》《重建生活》《我看见了菊花》《非常道》《男》《老子传》《大民小国》《家世》“立人三部曲”《时间之书》等。 “立人”如何提上时代议程

:你的三本新书合称“立人三部曲”,“立人”是鲁迅提出来的一个重要概念,为什么要在当下重提?

余世存:“立人”是民国的一个话题。我在编《非常道》的时候,蓝月亮心水论坛,对民国人物评价并不高,只有像鲁迅、丁文江等少数人,才是我心目中做人的典范。但后来接触多了,发现有很多人在各自领域都非常了不起。至少从“立人”的角度,比起当代人,他们还是交了一份及格的答卷。另外,2007年我参与过李英强的“立人乡村图书馆”的创建,也帮忙做了两年“立人”游学班。到目前为止,参加过“立人”游学班的学生,在各个领域都是比较突出的。这让我感到,羽毛球比分,“立人”在当下仍有意义。

今天,许多人批评的教育制度,无论是应试教育还是素质教育,都忽略了人的本质的培养。素质教育貌似重视人的素质,但是教育界和知识界,从来没有讨论过在全球化时代如何做一个现代人。当下,无论是渐入老龄的“50后”、“60后”,还是正当年轻的“80后”、“90后”,他们在中都越来越茫然,人生坐标模糊。我觉得清末民初的一些人物事迹,也许可以给当下人提供参考,并有所启迪。

:从鸦片战争爆发到中共建政,一百余年间,救亡图存与思想启蒙相互交织,“立人”是如何一步步被提上时代议程的?

余世存:近代史上,人对自己国家、民族和的认知,经历了几次大的转折。

鸦片战争战败之初,国人对失败原因的想法特别简单,从龚自珍到魏源都认为是因为器物和工具不如人,所以魏源说“师夷长技以制夷”,后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搞洋务运动,都是秉持一种工具论和器物论。洋务运动失败后,新一拨的人认为不仅在于器物不如人,更在于制度落后,所以有了康梁的戊戌变法。变法失败后,冒出一批更激进的革命派,孙中山、黄兴等人认为,不仅是一般制度不行,而是要在政体上做根本变革,于是有了辛亥革命。此后,胡适、鲁迅、蔡元培等一批留学归来的知识分子,又掀起了文化改良运动,即五四新文化运动。

这种认知的转变是逐步深入的过程,并不意味着后人比前人更聪明、更全面,其实大家都只看到一个局部。今天来看,无论是孙中山的政治革命,还是新文化运动的文化革命,都自有其缺陷。大家对的认知严重分裂,缺乏共识,对于和西方人的比较,也缺乏深入的、形而上的思考。这种思考只有极少数人具备,比如梁启超、鲁迅,他们认为新文化运动最终要落实到人的层面,必须要有新人、新的“少年”出现才行。这种寻求正向的变革之道,看似走了弯路,却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过程。最终大家意识到,有什么样的人,才会有什么样的、政府、国家和文明。

为人物“盖棺定论”的“心”

:为什么要用纪传体来讲述晚清民国史?文人写史与史学家有何不同?

余世存:从青年时代起,我就有“心”为笔下人物“盖棺定论”,司马迁《史记》的风格是我想达到的目标,包括那种白描式的、述而不作的叙事方式,将自己隐藏于材料之后。

我与历史学家写作最大的不同,可能在于情感投入程度。张鸣教授曾评价我的专栏文章,说你一个中文系的,写起历史来比我们写得还好看,还有更多的情感投入。像马勇和雷颐先生就很不同,他们的写作要有距离感,把笔下人物当作客观对象去评论。但我不是这样,因为这段历史距离现在还很近,而且我对这些人物有喜好,因此有情感投入。这样写更容易贴近读者,引起共鸣。

:三本书写了一百多位人物,你选择纪传对象的标准是什么?像李鸿章、袁世凯、陶行知等人,为何没有为他们纪传?

余世存:标准不是特别严格,也还是有很多遗漏,而且人物太多,不太容易把握尺度。我赞同许纪霖先生的观点,一线历史人物最好先不要去碰,比如鲁迅、胡适,无论是认同还是反对他们,基本观点大家都知道,无非是再找一些细节材料去佐证而已,不太容易出奇或者写出特色。因此,我对他们只是选择一个小角度切入,没敢进行全面评价。

:历史研究讲究客观公正,在你的写作过程中,如何确保对传主的客观?

余世存:客观是相对的,绝对客观并不存在。举个例子,我有一位企业家朋友,原来很喜欢谭嗣同,收藏了谭的很多书法作品,但后来再也不收藏了。因为他感觉谭嗣同的书法,让人有刚烈之气,甚至想上街杀人,他认为谭嗣同太激烈、片面,容易把人引向极端。但是,如果看谭嗣同的《仁学》,就会发现他一点都不偏激,他既有感性的认识,又有理性思考,他在精神层面是自洽的。那么,50488香港特马王,你能说哪个谭嗣同更真实客观呢?

我写专栏的时候,编辑看到我写的谭嗣同、王明道等人物,会觉得他们一辈子不值得。当时我就反省,为什么我的文章会让他们有这样的认知?这可能是我不如司马迁的地方,他写的人物不会让人有这种感觉。从这个角度讲,我可能还是写得不够真实客观、不够入情入理。

:在《盗火与革命》中,你谈到迄今为止的乱世几乎都是恶性循环,唯一可称道的是出了一些历史人物。这种现象是必然还是偶然?是人类历史的共同现象,还是所特有?

余世存:这是一个必然结局,也是人类历史的共同现象。人经常把这种历史现象叫“气数”,佛学或者印度文化称之为“业力”,西方文化称之为“因果”。因为集体无意识,没有新的觉醒,导致生活很糟糕。可以说,历史人物的出现是偶然的,而集体意识是必然的。

不过,我想提供一个新的解释角度,一个东西方文化共通的角度,就是时间性。历史阶段有其时间性,可以用“春、夏、秋、冬”来表示,人类包括历史,一直处在“春、夏、秋、冬”的循环之中。

:你谈到曾国藩实现了儒生们梦想不得的大业,被称为“完人”。可是这样一个“完人”,在对己严苛自持、品德高尚的同时,对外却残忍无情、血腥冷酷,这是否是对儒家文化的讽刺?儒家文化的治世理念是否有巨大缺陷?

余世存:儒家文化肯定有它的致命伤。虽然,曾国藩在修身、齐家方面已经做得很好,某种程度上已经“太上忘情”,但还是受到儒家文化的限制。这一点他比不上王阳明,王阳明会有非常个人性的东西,比如他会跟道家、佛家的人交朋友,而且能够人格平等地交往。

但是,曾国藩到了他那个层级,就认为自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自己的修齐功夫比大家都强。儒家在这方面是不平等的,他对自己的孩子、爱人是趋于一种人格平等之心,而杀人也是由某种观念导致的,就像佛家的“菩萨心肠也做霹雳手段”,他用这种话来自洽。实际上,他非常缺乏这种宝贵的个体经验,所以变得不近人情。

“三教九流”也曾塑造历史

:《安身与立命》侧重从经济和生存的角度写人物,广发娱乐城,他们生于乱世,却从不苟且,即使自己经济不宽裕,但仍然仗义疏财,甚至毁家纾难。为什么会有这种品质?是时代还是文化造成的?

余世存:这个问题非常好。如果去参观民国人物的故居,会发现他们家境不尽相同,但无论家境和自身处境如何,他们在人格上都非常自由和宽松,做人的基本信念没有丢失。民国跟现在不一样,现在过于大一统,被所谓的“发展”、“富裕”等词汇绑架,人心也在潜移默化中被“金钱”绑架,而民国时期的人没有这种现象。

大概七八年前,我和历史学者王立群、吴思聊天,谈到在北京需要多少钱才可以过得很安逸,吴思说大概每个月需要1500元,王立群也说1000多元,我说要2000元。但现在的人看来,这简直是神话,2000元连房租都不够付。这就是整个被金钱绑架了。我们聊天的时代是美好的,还没有被绑架,还有自己的独立性。现在这种独立性逐渐丧失,很多知识分子的精力和趣味都被各种利益绑架,这是时代原因造成的,过了这个时代可能就好了。

:在《安身与立命》中,你也为“三教九流”立传,但在现代,像算命、武术、中医等传统都处于边缘地带。作为一个易经研究者,你对于这些传统文化怎么看待?需要对它们进行复兴吗?

余世存:不是要复兴。在任何一个,都有多元的生活方式,主流的生活方式不可能占到百分之百。那么,非主流的生活方式,我们必须对其有所了解,而不应该简单地将其视作落后、反动和糟粕,它们的存在是客观事实。就像央视有一位导演,平时信奉科学主义、现代主义,但他开工作室取名字,还是慎重考虑,来向我咨询。非现代因素是生活的一部分,它可能不科学,却是人人都能经历和感悟到的事实。

民国史上有许多好玩的东西,我们的历史视线不应该局限于“五四”人物,或者国共两党承认的那批人,还有很多不被承认和重视的人,也可能对历史产生过影响。

:有人认为,近年来的“民国热”,将民国视为20世纪的“黄金时代”,对那段历史有美化之嫌,你如何看待?

余世存:抗战爆发前,1926年到1936年被称为“黄金十年”,那段时间确实发展迅速。因为正好处在一战、二战的夹缝中间,这段珍贵的和平期,全球化的政治、经济体系沟通顺畅,带来经济繁荣。学术上也是如此,陈寅恪就认为,在1930年代,现代学术共同体已经基本建立。可惜的是,不管是经济还是学术的发展,都被战争打断了。

从历史长周期来看,两次鸦片战争带来国力断崖式下滑,在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后跌入谷底,然后开始往上爬坡。第一次爬坡是在一战期间,的民营资本家利用一战空隙迅速发展,一战后国民政府基本实现全国统一,又给经济带来了比较大的发展,这是第二次爬坡。很多人恨日本,就是因为日本趁在国力迅速上升的时候,切断了发展的道路。因此,1930年代被称为“黄金十年”也不能算美化,基本上是事实。

有新理论才谈得上新启蒙

:你书中所写到的知识分子对政治的关心,对国家、、民族的满腔热血,是现在大部分知识分子所缺乏的。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什么?知识分子与政治究竟应该保持何种关系?

余世存:不能说“满腔热血”。如果这么理解,就容易想当然地认为那个时代的精英人人都在为国家、为民族奋斗。事实并非如此,我们往往是事后才看到一条脉络,了解到这么多人物身上都有一种爱国情操。但在当时,当事人周围的人可能并不这么理解。就像我们现在也看不出身边有多少人有爱国情结,需要多年后才知道,我们中间还是有真正优秀的爱国脊梁。

知识分子需要更为独立,不应该跟政治挨得太近,要保持一定程度的批评,但是这种批评不是去做时评家。现在一些主流知识分子,在微博、微信上变成时评家,变成时政要闻的解读者,这并没有什么太大意义。可能再过三五年,他们还是没什么成绩,因为没有一以贯之的作品。毕竟,知识分子是要靠作品说话的,靠文章建立起跟大家有效的联系,而不是靠平时的骂街。

:你心目中的文化是什么?现在提倡复兴传统文化,官方和民间合力而动,你如何看待这种状况?文化与我们自身的生命经验有什么关系?

余世存:已经没什么太大关系。我有个观念,就是文化属于农耕文化,是建立在农耕基础上的。人类文明就像轮流值班,在唐宋以前,这个世界值班的是农耕文化,118论坛,也可以说是文化;唐宋之后,值班的可能是印度文化;地理大发现以来,值班的是西方文化;再过几百年,可能又转向阿拉伯文化。或者说,文化是少年的,印度文化是青年的,西方文化是中年的,阿拉伯文化是两世思维,是老年的。这是一个人生的阶段,它是轮换着的。

文化的复兴,或许要等阿拉伯文化“值班”之后才会出现。所谓复兴文化不是整理国故,而是要深入地去和西方文化、阿拉伯文化等形成碰撞,同情地理解它们,把它们的东西学会,再产生自己新的东西,那时才能谈复兴。

:你曾说,“汉语作家的使命之一仍在于自立、立人的开智启蒙”,但以公共知识分子为代表的知识精英阶层,在不断被污名化,敢于批判和说真话的思想者越来越少,同时世俗化的生活又在消解启蒙的价值。那么,启蒙是否仍然必要,以及如何可能?

余世存:启蒙肯定仍是必要的。但是,新一轮的启蒙可能不再是由职业知识分子来完成,一些学院派已经很难再称“知识分子”,而只能叫“文化人”或者“以知识为饭碗的人”。未来的启蒙,或许要由跨界的人来完成,比如记者、科学家、企业家,这些群体中可能诞生一些能够真正立起来的人物,他们会来担当这样的使命。

启蒙肯定要有很多标杆和成果,比如,对何为西方文化、何为文化要有自己的答案,要提供这一代人的答案,对于现代性也要有自己的思考。现在的状况还停留在引进西方思想资源和解释框架的阶段,没有诞生出自己的理论和概念。只有当有了自己的理论和概念时,才谈得上新的启蒙,否则没有意义。

到现在为止,无论是1980年代的启蒙,还是1990年代的人文精神大讨论,两次运动的启蒙范围和成果,都远远比不上新文化运动。因为新文化运动有它的哲学范式,就是从文化转向西方文化,或者说把西方文化纳入进来。但是,我们现在连这个范式要不要转都不清楚,还停留在自说自话的阶段,当代的中青年知识分子,还没有人思考这样的大问题。要想清楚这些大问题,才有启蒙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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